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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争继续,再评TD的功与过

本文作者:王强 2014-12-26 18:11 专题:TD,科普与争议
导语:最近关于TD的争论硝烟四起,新京报的《北邮教授:TD-SCDMA拿的是欧洲淘汰的东西》很好地总结了业界对中国发展TD-SCDMA、TD-LTE技术的正、反、中立三方观点。本文将对几方意见进行简要的分析与评论,并试图从尽可能客观的角度来评价TD的是与非。

纷争继续,再评TD的功与过

【雷锋网按】近日,财新《新世纪》周刊2014年第47期封面报道《TD式创新》引发连锁反应,其中新京报的一篇“北邮教授:TD-SCDMA拿的是欧洲淘汰的东西”从正、反、中立三方对其的分析引起雷锋网(公众号:雷锋网)的关注,而本文也正是试图对这三方观点进行分析与评论。

最近关于TD的争论硝烟四起,新京报的《北邮教授:TD-SCDMA拿的是欧洲淘汰的东西》很好地总结了业界对中国发展TD-SCDMA、TD-LTE技术的正、反、中立三方观点。本文将对几方意见进行简要的分析与评论,并试图从尽可能客观的角度来评价TD的是与非。

反方:TD是失败案例

反对TD一方的观点有比较鲜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的烙印。他们认为TD从研发到推广都是由政府主导,而这种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新自由主义学派通常认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越小越好,而政府作为玩家直接参与具体的产业竞争不啻于一场灾难。掌握大权的政府可以轻易让本来没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或企业获得市场垄断地位,结果是打压创新并大大损害市场所有其他参与者的利益。

反方列举的事实也的确很好地证明了他们的观点:TD-SCDMA应用数年的实际表现惨不忍睹,又因为很快被4G技术取代导致千亿级别的投资将化为泡沫。中国消费者被迫面对多种网络制式的复杂应用环境,忍受糟糕的3G体验,还要为整场失败的比赛买单。最后,真正在通信技术领域大放异彩的企业却是华为中兴这样在市场残酷竞争中锻炼出来的选手,而不是国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培养却一直表现平平的国有企业。

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反方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由于3G时代工信部的牌照分配策略,彼时在移动通信市场占据垄断地位的中移动遭受了沉重打击。背着TD这个包袱,中移动面对联通和电信节节败退。倘若没有TD,三家运营商都拿下WCDMA牌照,联通和电信绝无可能与实力雄厚的移动对抗,更无法达到今天这样的市场表现。如果移动一家独大,给中国电信产业带来的长远伤害不一定比TD带来的更小。考虑到这一点,强迫移动推广TD的社会损失并不会像理论计算的那么明显。

正方:TD长远意义巨大

支持TD一方的主要立足点是国家的长远前途。与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学派观点不同,正方的观念偏向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很多人认为国与国的竞争并非公平市场竞争,国家若全面采用自由市场政策,很容易被更强势的国家以既有优势摧毁自己的产业发展潜力。另一方面,有些行业的发展无法单纯靠市场推动,必须有国家助力。通信技术标准即是这样的领域,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下决心投入是无可厚非的。TD-SCDMA的失败是暂时的,且给未来的发展积累了诸多经验。大规模的投资虽然效果不佳,但也带动了国内相关行业的发展。只要这种投入坚持下去,经过一两代标准的较量中国终将成为全球通信行业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这类观点在今天的中国颇为流行。从学术角度来说这种思想的确有一定道理。即便在西方经济学界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国家的战略扶持是一国长期技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美国、日本、韩国、台湾的众多科技企业都不同程度上受益于国家的政策扶持。典型例子如韩国三星,堪称国家推动科技企业发展的成功典范。

然而无论是欧美还是日韩台湾,由国有企业在政策支持下强行推动落后技术普及,并最终带来正面的社会效应的例子都闻所未闻。各国在实践中多采取国家出政策、资金、需求来帮助私营企业的做法。中国的华为和中兴的崛起也主要是通过这样的模式,更多是获益于中国的电信行业整体发展与市场扩大,其实受TD推广的助力并不大。即便没有TD,华为和中兴也终将在世界通信标准制定中获得较大的话语权。至于直接受益于TD的大唐电信,相比华为中兴来说不值一提。

中立方:大方向没错,只是缺乏经验

中立方的观点其实还是偏向正方,只是他们认为在TD的发展中政府的做法过于激进,需要改进。未来类似的领域仍然需要政府的大力参与,但不能过于粗暴强硬。若没有政府支持,很多关键行业中国会一直受制于人。

只是中立方没有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如何能在未来的类似案例中避免过去的错误?之前的错误究竟是因为缺乏经验,还是政府参与具体商业竞争的必然结果?倘若那是必然而非偶然,期望未来政府能改正就是在浪费感情了。

应该说,三方观点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问题。其实在3G时代即将结束,4G大幕已经拉开的现在,讨论TD发展的功与过已经难以影响已经决定的政策了。业界和学界的主要目的是通过TD发展这一难得的案例来反思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未来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笔者认为,TD的发展过程中的最大问题不是政府选择的策略,而在于制定政策和策略前没有更多听取各方的意见、考虑各方的利益。临时决定提出自有3G标准、推迟3G牌照颁布、强迫运营商选择单一牌照等做法虽然都饱受争议,但是政策制定者基本都是一意孤行。国家参与竞争也好、身处后台帮助企业发展也好,政府在市场中的身份更应该是服务者而非玩家自身。如果一名服务者错把自己的身份当成是玩家,自然其言行的立足点就不会是众多玩家和整个市场的利益,而更可能是自己本身的收益。从TD发展中总结经验教训,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将主要来自非国有科技企业;中国政府在鼓励科技创新的同时,应该时刻意识到自己的应有身份所在,不要再凭一己之见为所欲为,最终反而挫伤了企业竞争力、让消费者利益受到损失。政府和企业各司其职,各自发挥长处才是最有利于社会和产业长远发展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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