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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桥总是那个在时代转折点上，最先看到底牌的人。
20年前，他用网络游戏定义了中国互联网的娱乐时代；10年前，他隐退并重金投入脑科学，探索人类智能的本质；今天，当AI大模型席卷全球，他带着《我选择，我承担，故我在》回归大众视野，试图定义AI时代的“人类主体性”。
这篇博文可以看作是陈天桥思想体系的集大成者。他将“盛大时期的商业敏锐”、“脑科学研究的深刻洞察”与“AI技术的最新进展”完美融合。
文章中，他没有陷入技术细节的纠缠，而是直击本质：在算力淹没的荒原上，人类该何去何从？
他给出的答案带有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神圣的非理性”。他认为，AI的极致理性只能带来平庸，只有人类基于直觉的、敢于承担代价的“疯狂选择”，才能带来伟大的变异。这听起来像极了当年那个敢于代理《传奇》、敢于做“盛大盒子”的陈天桥。
但他又极其冷静。他承认人类在执行层面的全面溃败，承认管理学的黄昏。他提出的“人机协作杠杆”理论，不是对旧时代的挽歌，而是新时代的进军号。他正在筹备的AI Native公司Tanka，就是他理论的试验田。
值得注意的是，陈天桥强调本文讨论限定在“AI尚未产生自主意识”的阶段。作为脑科学研究院的创始人，他或许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一旦AI突破了意识的奇点，今天的讨论可能都将失效。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他选择捍卫人类作为“责任主体”的尊严。
“我选择，我承担，故我在。”这不仅是对笛卡尔名言的改写，更是一位互联网先行者在AI巨浪面前，立下的投名状。
以下是陈天桥完整文章：
我选择，我承担，故我在
【写在前面：三重稀释下的主体危机】
在即将被算力淹没的荒原上，人类的主体价值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稀释：我们引以为傲的专业技能正在经历 AI 带来的恶性通胀，我们基于“理性”的主体价值将被数字分身逐渐侵蚀，我们的大脑，那个滚烫的神经熔炉，因为长期向机器直接索取答案，而被逐渐冷却、固化，我们不得不思考：究竟什么才是 AI 无法逾越的人类最强防线？
答案可能恰恰隐藏在我们的“弱小”之中。
一、人类的结构性防线：“碳基缺陷”
在执行层面，我们因为肉体的脆弱（会累、会痛、会死）和决策的非理性（冲动、偏见、赌性），而完败给机器，我曾因此预测管理学的黄昏即将到来！但当我们退无可退的时候，又正是这些“缺陷”奇迹般地转化成了人类不可被逾越的防线：因为肉体的脆弱，人类能懂得代价；因为决策的非理性，人类可能变得伟大。在执行层，缺陷是 Bug；但在决策层，缺陷可能是 Feature。
第一道防线：有了肉体的脆弱，才能担责
AI 的本质是计算，人类的本质是博弈。这就好比德州扑克：如果桌上是虚拟筹码，依靠数学家算概率就行；但一旦押上身家性命，我们的决策就变得沉重无比，这种重量，正来源于我们肉体的“不可溯性”：我们的财富会归零，名誉会扫地，生命会终结。而 AI 因为可以在虚拟空间里无限重开，失败只是参数调整，他无法付出人类因为肉体的不可溯性而带来的代价，而代价，是商业社会交易的基础，谁承担“不可撤销”的后果，谁才拥有上牌桌的权利。
这里我要澄清一个误区：“担责”不是背锅，而是确权。并不是说坏事需要人担着，好事都被 AI 拿走了。恰恰相反，担责（Shouldering）意味着对结果的全权所有（Ownership）。因为只有我们能付出切肤之痛的代价，所以只有我们才有资格享受成功的百倍红利。AI 只是拿固定工资（电费/算力）的打工者，而我们是拿剩余价值（利润/股权）的股东。痛苦是收益的门票。
第二道防线：只有决策的非理性，才可能伟大
理性可能强大，因为 AI 的底层逻辑是基于概率论和历史数据寻找“统计学最优解”，但这也意味着 AI 的天性是收敛（Convergence）和避险。它的任务是拉平曲线，消除噪音，让一切回归均值。但在文明进化的尺度上，“回归均值”往往等同于“平庸的死寂”，因此绝不可能伟大。试想一下，如果 15 世纪有一个 AI 担任哥伦布的顾问，它会根据当时所有的航海数据计算出：向西航行是死路一条，它会用完美的理性劝阻哥伦布：“请留在港口，那是局部最优解”。同样，AI 绝不会建议凡高画下那扭曲的星空，因为它违反了当时所有的透视学算法。在 AI 的算法里，哥伦布和梵高都是必须被优化掉的“噪音”、“错误”和“离群值”。但恰恰是这些“离群值”引爆了人类文明的每一次伟大的跃迁。我们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不是因为我们比机器更理性，而是因为我们拥有“神圣的非理性”。
这里我们同样要澄清一个误区，我们说的“非理性”，绝不是无知的“瞎选”，更不是把命运交给硬币的“盲目随机”。“伟大的选择”是在穷尽了所有的理性计算之后，依然选择相信那个 1% 可能的信念。它是基于深刻直觉的战略冒险，它是 经验积累到极致后的直觉跃迁。这种“基于深刻洞察的主动偏离”，是碳基生命最后的火种。理性构成了我们生存的地板，但那些看似错误的“疯狂”，才是通向文明的天窗。
二、AI 和人类共同形成的价值闭环
如果人类脆弱而且还不愿意主动承担，脆弱就仅仅是软肋；只有当我们押上代价，脆弱才变成了 AI 无法生成的“信用”。如果我们有”非理性”的偏离，而且从不主动选择这种偏离，偏离就仅仅是噪音；只有当我们选择这种偏离，它才变成了 AI 无法计算的“奇迹”。
选择和承担正是人类最后的防线。
而对于 AI 来说，因为商业的本质是“利益的交换”，所以 AI 永远无法坐上主桌——它拥有永不减少的寿命，所以它付不出同等的“代价”；它拥有完美的逻辑，所以它给不了伟大的“变异”。AI 就像是一个对着空气出拳的拳击手，没有人类替它“选择”，它只是耗散的热量， 而非物理学上的“做功”。 没有人类替它“承担”，扮演价值传递的介质，AI 就没有来自拳击的回馈和反作用力，只有形成了价值回馈和闭环，AI 的运算才从“数据处理”变成了“商业价值”，意义才得以确立。
三、超级个体的崛起：马斯克模式的民主化
“我选择，我承担”只是面对 AI 的被动防御么？ 初看是的，但是深入的思考下去，会发现这其实是通往“超级个体”的进化之路。 很多人误以为超级个体就是“全才”，这对于碳基生物来说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哪怕是马斯克，也不可能同时既是顶级的火箭专家，又是顶级的脑科学家，还是顶级的汽车工程师，但他是一个极致的“意志杠杆”。他利用他的“意志”和“信用”，聚合了全人类最优秀的外部大脑来为他做功。
马斯克本人在这个系统里只做两件事：极具野心的 Prompt（选择）： 指明那个看似不可能的方向。赌上一切的担责（Ownership）： 承担所有失败的代价，这就是超级个体的定义。
有人会说：“因为马斯克有钱，所以他才能担责。” 这完全搞反了因果。马斯克不是第一天就有钱才去担责，而是因为他之前的每一次正确决定和成功担责，撬动了今天的成就和财富。 钱是我们过去做出的正确决定、并承担了后果之后，社会发给我们的“信任凭证”。所以，人类和 AI 之间将形成一个巧妙的杠杆，责任是支点， AI 的执行是杠杆臂，而选择则是施力撬动的目标。这个杠杆会将“马斯克模式”彻底民主化，更多的超级个体将在未来不断涌现。因为 AI 已经将执行力无限放大，人类现在唯一需要比拼的，就是谁的支点（责任）更稳，谁的施力（选择）更准。
四、构建最小可行性责任（MVR）
当然，在 AI 原生阶段，不需要人人都能成为马斯克，但我们有必要尽快构建出个人主体价值的支点，将自己从随时可被替换的“执行者”，越迁到不可替代的“责任主体”，我把这个支点称为 MVR（“最小可行性责任”），具体可以分为三级：
第一级：建立“人机防火墙” 我们要做现实世界的守门人。哪怕 AI 的产出再完美，也必须经由我们的逐行检查和肉身签名。我们签下的不是名字，是信用。我们要敢于对着世界说：“此方案经我验证，我为此负责。”
第二级：学会“概率预测”，做好守门人后我们还要做预言家。AI 只能拟合过去，而我们能直觉未来。试着在方案后附上我们的赌注：“我有七成的把握成功，但也做好了三成失败的准备。”这每一次的下注与复盘，都是对我们认知的一次淬火。
第三级：主动认领“混乱”，AI 喜欢秩序，喜欢收敛。所以我们的终极使命，是拥抱混乱。去寻找那些数据缺失的角落，去解决那些人心博弈的难题。当其他人都退缩时，请举起我们的手。因为我们的价值，不在于处理了多少公文，而在于解决了多少连 Prompt 都写不出来的离散与荒谬。
签名确权，概率预测，驾驭复杂。不断练习，我们就不再是冰冷的算力接口，我们成了拥有信用记录和决策能力的超级节点。而组织将进化为一个“责任容器”。它存在的唯一理由是作为一个法律实体和资本实体，去替这些超级节点承载那些一个人背不动的物理代价和无限责任。
【写在最后】
至此，我已尽力呈现关于 AI 原生时代的商业拼图。但我所描绘的一切，究竟是逻辑自洽的空想，还是触手可及的未来？为了验证它，我将通过一个深度日志系列，毫无保留地公开我正在亲手打造的 AI Native 公司—Tanka 的核心过程。我会公开我们的底层逻辑、运行蓝图，以及那些决定生死的关键争辩。无论你是见证者还是未来的同行者，请看我们如何利用 AI 的杠杆，试图从旧时代的泥潭中拔出双腿。
如果我成功了，这将是新时代的生存样本；如果我失败了，这也将是后来者宝贵的前车之鉴。无论结果如何，我选择公开。并且，我愿为可能的失败承担一切责任。雷峰网雷峰网雷峰网(公众号：雷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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